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!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!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!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浙江(zhèjiāng)自然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,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(chénzài)瓶底,黑色字迹,有拉丁文,还有中文:青岛廿五年七月(qīyuè)下旬(xiàxún) 董聿茂 先生采。
转过瓶身(píngshēn)看标签:纵肋织纹螺。
这是一件(yījiàn)1936年的标本。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(以下(yǐxià)简称自博(zìbó))工作了28年,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,几分钟后,同事发来一张表格,文件名:董聿茂(dǒngyùmào)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大鲵”的(de)标签上,标注:抗战。备注:董聿茂先生从(cóng)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,已经很少了——他(tā)的同事,你可能更熟悉:施昕更,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,明天就是(jiùshì)7月7日,88年前的这天,卢沟桥事变(lúgōuqiáoshìbiàn),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,同样,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,没有董聿茂的支持,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(bàogào)的问世,也(yě)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,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,在(zài)本次采访之前,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(liǎojiě),几乎只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,董聿茂先生不在了,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(yīnwèi)你来(lái)采访,我去档案室查,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(de)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,我们如何寻找董聿茂(dǒngyùmào)?
前几天,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(wénwù)考古研究所开会(kāihuì),碰到考古所的朋友,开玩笑:这个过去是我们放“僵尸”的地方,你们知不知道?
1998年1月6日(rì),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(jiàogōnglù)71号(hào)开馆,2007年11月8日闭馆,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(xīhú)文化广场(guǎngchǎng)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,就是老自博展厅。一楼恐龙陈列,有毛氏峨眉龙,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,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,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(jiàogōnglù)“碉堡楼”,过去是自博陈列馆,现在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(jìde),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,请(qǐng)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,大概500块钱一幅,有(yǒu)沈括,有杨钟健(古生物学家),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,挂着董伯伯的油画(yóuhuà)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,毛昭晰一定会(huì)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,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(jīngcháng)大年初一值班,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,还要做一件事,站在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(tā)站(zhàn)在边上看着,很感动。那时(nàshí),对这个油画里的董聿茂,她几乎不了解,只知道,他是老馆长,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?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(xiǎngqǐ)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,是(shì)他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,那块模型,就(jiù)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,从小他就(jiù)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和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,一个教数学,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,爸爸就带他(tā)去西湖(xīhú)博物馆拜访董伯伯,但那时他最感兴趣(gǎnxìngqù)的,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知识,就来自这件陈列室: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(xíngxiàng)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(zhōngxiǎoxué)的自然(zìrán)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(nián),1929年6月6日,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,分“八馆二所”,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(zhíwù)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(广西)瑶山部、矿产部及(jí)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,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,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(dìkuàng)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(fāngmiàn)的展品,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(tóngnián)11月,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成立(chénglì),首任馆长陈屺怀,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,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,董聿茂正在(zhèngzài)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,他获得京都帝国(dìguó)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(研究院(yánjiūyuàn))继续深造,攻读甲壳动物学,1930年3月获帝(huòdì)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(rìběn)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(kēxuéyánjiū)工作,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(jìxiàng)越来越明显,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,提前回国。
1930年7月,33岁的董聿茂乘(chéng)海轮(hǎilún)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,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(zhǔrèn)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(zǒngwùbù)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(zǔchéng)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,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,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,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(kuàngwù)标本和一个(yígè)鲸头骨(tóugǔ)标本,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,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,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(tiānmùshān)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,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,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,历时近一年。之后,他又深入祖国西部(xībù)青海、西康,那时候(shíhòu)交通很不便,却(què)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,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,并超过(chāoguò)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,今年92岁,他记得,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,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,受了伤。他回家,却带(dài)回来一只猞猁,活的,把垫着的帆布(fānbù)都(dōu)撕烂了。
1933年(nián),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(jǐnkào)馆里(guǎnlǐ)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,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,以丰富馆藏,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(jílèniǎo)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(zhíyuán)合影,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,董聿茂先生当选为(wèi)第一届理事会理事,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,为西湖(xīhú)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,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(zhuānmùjiégòu)的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(dòngwùxué)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(zhōngguódòngwùxuéhuì),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,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的(de)收获,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(sōují)起来的。
1997年,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,浙江自然博物馆(今浙江自然博物院)的(de)标本馆里(guǎnlǐ),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,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(búdào)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(yīfèn)档案里,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: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(yuánshīxīn)更
1936 年,杭州古荡,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,要建造(jiànzào)杭州第一公墓,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,引起(yǐnqǐ)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(yánjiūhuì)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(chàngdǎo),5月 31 日,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(hézuò)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,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(gǔdàng)发掘的原意,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,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,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,觉得太熟悉了,在他的故乡良渚,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,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(dìèrtiān),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,除了石铲之外,又得到许多(xǔduō)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卫聚贤在(zài)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,他和董聿茂一起(yìqǐ)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(chítáng),因农民戽(hù)水灌田,池水已干,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,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(zhèxiē)东西很古,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,你(nǐ)要好好钻研一下,不懂时,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,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(yá)》一书,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,才知道(zhīdào)这是一种黑陶碎片。他(tā)捡到的(de)陶片有(yǒu)石器在同处发现,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,这引起了他的兴趣,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,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,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,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鼓励(gǔlì)他,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一边指导他写文章(xiěwénzhāng)要写实在的东西,不要发空泛的议论;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,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,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(dúlì)建制,韦植(wéizhí)是第一任馆长,今年96岁。他说,董聿茂(dǒngyùmào)是甲壳类动物专家,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,充分支持。有一次,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,半个(bàngè)月(yuè)前,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,“到柑桔场时,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,他具体地给(gěi)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(dāngshí)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,哪有这等麻烦的事!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,董聿茂对施昕更的(de)新发现非常重视,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(gǔwù)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(guīdìng),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,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(rì)、26—30日,1937年3月8日一20日,施昕(shīxīn)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(yízhǐ)进行了(le)试掘,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,并且(bìngqiě),这期间经调查,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的(de)田野考古,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(kēxué)考古发掘。
1937年(nián)4月,施昕更(gèng)已经写完了《良渚》报告,准备在杭州(hángzhōu)印刷厂付印,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,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西湖(xīhú)博物馆为躲避战火,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(zuì)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(zài)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,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,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,江南局势日益紧张,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(guǎn)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(dāngshí)(dāngshí)的教育厅长许绍棣,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(xǔshào)棣对这(zhè)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,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,依然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(dàochù)奔走,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(hé)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(qiǎngyùn)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,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(biāoběn)(biāoběn)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,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,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(cǐshí),《良渚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,坚持继续负责(fùzé)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,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,没有印成,连(lián)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(印刷用的底版(dǐbǎn))也无法(wúfǎ)带出。他(tā)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,但这份报告,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,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(gèng)把报告的校样(jiàoyàng)寄存良渚,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,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,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,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(gùjiànyì)、毛树森等馆员把(bǎ)博物馆迁到(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,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,经由富阳、兰溪,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,董聿茂决定(juédìng)再度印刷。
但是,战事紧张(jǐnzhāng),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,只有(zhǐyǒu)两三百块馆费,生活勉强过得下去,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(qiānwǎng)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,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(wèizhòng),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,同意由(yóu)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,陆路(lùlù)已经不通,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,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,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(tóngshì)钟国仪带着稿子,绕道(ràodào)温州,乘船去了当时已经(yǐjīng)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,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,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(huànbìng),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,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,个人(gèrén)都难以保全的时刻,一部(yībù)考古报告,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,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,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捐赠给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,钟国仪做完鲸鱼(jīngyú)骨骼标本后,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,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,解放后回到(huídào)浙江省博物馆工作,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唯一女性,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,2001年去世,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,就是她(tā)参与(cānyù)做的。
1938年春,西湖博物馆在(zài)迁徙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,施昕更无法(wúfǎ)再留下来,只能解职。他(tā)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,但因学历太低,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,施昕更投笔从戎,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,直到(zhídào)生命最后一刻(yīkè)。
“最后,我这样冥想着,良渚遗址初步发掘(fājué)是完成了,而(ér)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(zài)良渚发掘的(de)时候,在焦土瓦砾中,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,同胞血和泪的遗迹,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,他这样写着,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,施昕(shīxīn)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,年仅 28 岁, 遗有一妻一子,子仅 8 岁,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良渚(liángzhǔ)。2025年6月6日,施忆良去世,享年(xiǎngnián)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知道的(de)(de)施昕更先生》,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的过程,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,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,采访(cǎifǎng)那天,讲到董伯伯的油画,她突然想到了(le)“阿东”。
1999年,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在董振一家里(lǐ)见过一张家庭合影,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(de)人物形象,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,后来进入自博工作,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,他出版(chūbǎn)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,第一张,便是(biànshì)董聿茂。创作时,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: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(dǒngyùmào)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(huì)
大龙虾(dàlóngxiā)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,1986年(nián),88岁,完成了(le)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,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,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;1989年,91岁,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(gòng)460余万字(zì)全部完成。
恢复(huīfù)研究生制度后,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助手。那时,董聿茂已经80多岁(duōsuì),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,几乎每天在(zài)显微镜下绘制(huìzhì)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,他画完一张实物图,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,反复修改后才定稿,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讲施昕更(gèng)的话剧吗?”
在(zài)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,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(kàn)?我哥哥演的董聿茂(dǒngyùmào)。他叫王向东,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,以及他(tā)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,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,全家去了(le)杭州大华照相馆,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,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(biāoběn)的大大小小的瓶子,几乎成了实验室,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,还拿(ná)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,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(sì)请才(cái)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,还有另一张(yīzhāng)老照片,爸爸穿着(zhe)长靴,背着猎枪,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,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(bóbó)经常说一句话:钱要花(huā)在刀口上。韦植说,董伯伯来馆上班,中午自己带饭,常是盐鸭蛋一只,开水一杯,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,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(láikǎ)等名牌(míngpái),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,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(zīliào),工具一定要最好的(de)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,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把(bǎ)张宗祥(zhāngzōngxiáng)(浙江省图书馆馆长)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:“阆公(张宗祥)是国学大师,他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读书,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工资。
故事未完,请点击阅读(yuèdú)下篇
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浙江(zhèjiāng)自然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,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(chénzài)瓶底,黑色字迹,有拉丁文,还有中文:青岛廿五年七月(qīyuè)下旬(xiàxún) 董聿茂 先生采。
转过瓶身(píngshēn)看标签:纵肋织纹螺。
这是一件(yījiàn)1936年的标本。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(以下(yǐxià)简称自博(zìbó))工作了28年,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,几分钟后,同事发来一张表格,文件名:董聿茂(dǒngyùmào)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大鲵”的(de)标签上,标注:抗战。备注:董聿茂先生从(cóng)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,已经很少了——他(tā)的同事,你可能更熟悉:施昕更,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,明天就是(jiùshì)7月7日,88年前的这天,卢沟桥事变(lúgōuqiáoshìbiàn),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,同样,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,没有董聿茂的支持,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(bàogào)的问世,也(yě)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,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,在(zài)本次采访之前,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(liǎojiě),几乎只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,董聿茂先生不在了,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(yīnwèi)你来(lái)采访,我去档案室查,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(de)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,我们如何寻找董聿茂(dǒngyùmào)?
前几天,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(wénwù)考古研究所开会(kāihuì),碰到考古所的朋友,开玩笑:这个过去是我们放“僵尸”的地方,你们知不知道?
1998年1月6日(rì),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(jiàogōnglù)71号(hào)开馆,2007年11月8日闭馆,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(xīhú)文化广场(guǎngchǎng)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,就是老自博展厅。一楼恐龙陈列,有毛氏峨眉龙,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,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,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(jiàogōnglù)“碉堡楼”,过去是自博陈列馆,现在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(jìde),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,请(qǐng)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,大概500块钱一幅,有(yǒu)沈括,有杨钟健(古生物学家),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,挂着董伯伯的油画(yóuhuà)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,毛昭晰一定会(huì)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,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(jīngcháng)大年初一值班,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,还要做一件事,站在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(tā)站(zhàn)在边上看着,很感动。那时(nàshí),对这个油画里的董聿茂,她几乎不了解,只知道,他是老馆长,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?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(xiǎngqǐ)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,是(shì)他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,那块模型,就(jiù)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,从小他就(jiù)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和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,一个教数学,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,爸爸就带他(tā)去西湖(xīhú)博物馆拜访董伯伯,但那时他最感兴趣(gǎnxìngqù)的,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知识,就来自这件陈列室: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(xíngxiàng)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(zhōngxiǎoxué)的自然(zìrán)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(nián),1929年6月6日,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,分“八馆二所”,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(zhíwù)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(广西)瑶山部、矿产部及(jí)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,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,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(dìkuàng)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(fāngmiàn)的展品,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(tóngnián)11月,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成立(chénglì),首任馆长陈屺怀,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,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,董聿茂正在(zhèngzài)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,他获得京都帝国(dìguó)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(研究院(yánjiūyuàn))继续深造,攻读甲壳动物学,1930年3月获帝(huòdì)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(rìběn)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(kēxuéyánjiū)工作,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(jìxiàng)越来越明显,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,提前回国。
1930年7月,33岁的董聿茂乘(chéng)海轮(hǎilún)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,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(zhǔrèn)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(zǒngwùbù)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(zǔchéng)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,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,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,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(kuàngwù)标本和一个(yígè)鲸头骨(tóugǔ)标本,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,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,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(tiānmùshān)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,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,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,历时近一年。之后,他又深入祖国西部(xībù)青海、西康,那时候(shíhòu)交通很不便,却(què)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,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,并超过(chāoguò)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,今年92岁,他记得,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,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,受了伤。他回家,却带(dài)回来一只猞猁,活的,把垫着的帆布(fānbù)都(dōu)撕烂了。
1933年(nián),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(jǐnkào)馆里(guǎnlǐ)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,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,以丰富馆藏,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(jílèniǎo)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(zhíyuán)合影,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,董聿茂先生当选为(wèi)第一届理事会理事,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,为西湖(xīhú)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,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(zhuānmùjiégòu)的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(dòngwùxué)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(zhōngguódòngwùxuéhuì),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,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的(de)收获,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(sōují)起来的。
1997年,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,浙江自然博物馆(今浙江自然博物院)的(de)标本馆里(guǎnlǐ),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,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(búdào)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(yīfèn)档案里,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: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(yuánshīxīn)更
1936 年,杭州古荡,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,要建造(jiànzào)杭州第一公墓,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,引起(yǐnqǐ)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(yánjiūhuì)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(chàngdǎo),5月 31 日,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(hézuò)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,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(gǔdàng)发掘的原意,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,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,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,觉得太熟悉了,在他的故乡良渚,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,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(dìèrtiān),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,除了石铲之外,又得到许多(xǔduō)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卫聚贤在(zài)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,他和董聿茂一起(yìqǐ)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(chítáng),因农民戽(hù)水灌田,池水已干,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,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(zhèxiē)东西很古,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,你(nǐ)要好好钻研一下,不懂时,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,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(yá)》一书,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,才知道(zhīdào)这是一种黑陶碎片。他(tā)捡到的(de)陶片有(yǒu)石器在同处发现,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,这引起了他的兴趣,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,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,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,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鼓励(gǔlì)他,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一边指导他写文章(xiěwénzhāng)要写实在的东西,不要发空泛的议论;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,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,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(dúlì)建制,韦植(wéizhí)是第一任馆长,今年96岁。他说,董聿茂(dǒngyùmào)是甲壳类动物专家,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,充分支持。有一次,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,半个(bàngè)月(yuè)前,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,“到柑桔场时,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,他具体地给(gěi)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(dāngshí)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,哪有这等麻烦的事!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,董聿茂对施昕更的(de)新发现非常重视,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(gǔwù)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(guīdìng),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,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(rì)、26—30日,1937年3月8日一20日,施昕(shīxīn)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(yízhǐ)进行了(le)试掘,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,并且(bìngqiě),这期间经调查,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的(de)田野考古,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(kēxué)考古发掘。
1937年(nián)4月,施昕更(gèng)已经写完了《良渚》报告,准备在杭州(hángzhōu)印刷厂付印,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,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西湖(xīhú)博物馆为躲避战火,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(zuì)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(zài)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,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,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,江南局势日益紧张,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(guǎn)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(dāngshí)(dāngshí)的教育厅长许绍棣,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(xǔshào)棣对这(zhè)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,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,依然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(dàochù)奔走,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(hé)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(qiǎngyùn)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,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(biāoběn)(biāoběn)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,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,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(cǐshí),《良渚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,坚持继续负责(fùzé)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,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,没有印成,连(lián)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(印刷用的底版(dǐbǎn))也无法(wúfǎ)带出。他(tā)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,但这份报告,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,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(gèng)把报告的校样(jiàoyàng)寄存良渚,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,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,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,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(gùjiànyì)、毛树森等馆员把(bǎ)博物馆迁到(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,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,经由富阳、兰溪,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,董聿茂决定(juédìng)再度印刷。
但是,战事紧张(jǐnzhāng),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,只有(zhǐyǒu)两三百块馆费,生活勉强过得下去,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(qiānwǎng)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,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(wèizhòng),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,同意由(yóu)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,陆路(lùlù)已经不通,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,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,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(tóngshì)钟国仪带着稿子,绕道(ràodào)温州,乘船去了当时已经(yǐjīng)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,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,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(huànbìng),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,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,个人(gèrén)都难以保全的时刻,一部(yībù)考古报告,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,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,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捐赠给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,钟国仪做完鲸鱼(jīngyú)骨骼标本后,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,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,解放后回到(huídào)浙江省博物馆工作,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唯一女性,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,2001年去世,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,就是她(tā)参与(cānyù)做的。
1938年春,西湖博物馆在(zài)迁徙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,施昕更无法(wúfǎ)再留下来,只能解职。他(tā)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,但因学历太低,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,施昕更投笔从戎,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,直到(zhídào)生命最后一刻(yīkè)。
“最后,我这样冥想着,良渚遗址初步发掘(fājué)是完成了,而(ér)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(zài)良渚发掘的(de)时候,在焦土瓦砾中,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,同胞血和泪的遗迹,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,他这样写着,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,施昕(shīxīn)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,年仅 28 岁, 遗有一妻一子,子仅 8 岁,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良渚(liángzhǔ)。2025年6月6日,施忆良去世,享年(xiǎngnián)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知道的(de)(de)施昕更先生》,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的过程,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,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,采访(cǎifǎng)那天,讲到董伯伯的油画,她突然想到了(le)“阿东”。
1999年,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在董振一家里(lǐ)见过一张家庭合影,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(de)人物形象,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,后来进入自博工作,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,他出版(chūbǎn)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,第一张,便是(biànshì)董聿茂。创作时,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: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(dǒngyùmào)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(huì)
大龙虾(dàlóngxiā)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,1986年(nián),88岁,完成了(le)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,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,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;1989年,91岁,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(gòng)460余万字(zì)全部完成。
恢复(huīfù)研究生制度后,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助手。那时,董聿茂已经80多岁(duōsuì),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,几乎每天在(zài)显微镜下绘制(huìzhì)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,他画完一张实物图,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,反复修改后才定稿,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讲施昕更(gèng)的话剧吗?”
在(zài)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,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(kàn)?我哥哥演的董聿茂(dǒngyùmào)。他叫王向东,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,以及他(tā)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,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,全家去了(le)杭州大华照相馆,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,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(biāoběn)的大大小小的瓶子,几乎成了实验室,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,还拿(ná)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,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(sì)请才(cái)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,还有另一张(yīzhāng)老照片,爸爸穿着(zhe)长靴,背着猎枪,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,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(bóbó)经常说一句话:钱要花(huā)在刀口上。韦植说,董伯伯来馆上班,中午自己带饭,常是盐鸭蛋一只,开水一杯,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,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(láikǎ)等名牌(míngpái),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,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(zīliào),工具一定要最好的(de)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,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把(bǎ)张宗祥(zhāngzōngxiáng)(浙江省图书馆馆长)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:“阆公(张宗祥)是国学大师,他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读书,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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